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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2015.1.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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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消费不振,多国祭出撒钱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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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参考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随着疫情的发展,部分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开启了“撒钱抗疫”之路——径直向符合条件的人群发放补贴。

以下是部分国家“撒钱抗疫”的基本情况:

这种“撒钱” 的方式有哪些利弊?算不算一个好政策?本文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撒钱是应对经济下行的缓释剂

截至目前,新冠疫情还没有特效药和疫苗,治疗方案首要是对症治疗,即利用各种医学手段(如呼吸机),维持患者正常生命体征,待其自愈。

其实,受疫情影响的全球经济也面临着同一的问题。在疫情被到底控制之前,面对着全球范围内的恐慌、停产停工和经济下行,也没有什么“特效药”。

在这种情况下,“撒钱”作为对抗当前经济下行的缓释剂,被众国家采用。具体来说,“撒钱”的积极效果有三个:

1.刺激经济,拉动消费

众所周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净出口这一块鉴于全球产业链的停摆,呈现放缓的迹象。

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今年1-2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4.1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9.6%,贸易逆差425.9亿元,去年同期为顺差2934.8亿元。欧美的疫情在三月份开始爆发,故此在数据上表现得相对滞后一些。另外,部分国家为了应对疫情的需要,还对基本生活物资进行了出口限制。如3月底,越南、泰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接连对农产品的出口进行了限制。

在投资方面,通常往往是由“内阁投资”和“私营部门投资”两条腿跑路,受到疫情对于资产市场的冲击和避险情绪的影响,私营部门投资锐减,目前只剩“内阁投资”一条腿。当然,各国内阁也陆续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如美国刚刚出场的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中国近期推出的总投资高达34万亿的“新基建”计划。

在净出口和投资双双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第三驾马车被寄予厚望。一方面,消费在主流经济体中的GDP构成占比较高,美日英德的居民消费在GDP构成中占比超过50%,中韩也在40%左右。有效的消费拉动,很容易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

另一方面,从各国“撒钱”政策的细节也可以看到拉动消费的目的。大部分国家的补贴表长出“小额分散”的特点——覆盖人群较广,但发放单个人的补贴金额有限。如澳大利亚向符合标准的公民一次性补助750澳元,美国的补助标准是成人1200美元、儿童500美元。对于单个补助对象,用这点钱进行储蓄和投资的意义不大,但是通过消费采购来应对疫情状态下的不时之需,则是有价值的。日本则更加径直,通过发放折头券和商品券来扶持营业额锐减的餐饮业和旅游业。

与此同时,我国部分地区也结合本身特点,采取了发放消费券的消费刺激政策,如次表所示:

2、转变支出,扶助弱势群体

转变支出,扶助弱势群体是“撒钱”政策的另一个功能。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停产停工也径直影响到受薪人士的收入和生活。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受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影响,美国3月失业率从上月的3.5%升至4.4%,创1975年1月以后美国失业率最大单月增幅。非农业部门削减就业岗位70.1万个,是自2010年9月以后非农部门就业岗位首次减少。同时,在疫情拐点过来之前,预计美国就业市场形势还会继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全美中低收入家庭,人均1200美元的补助,可谓雪中送炭。

在其他国家的补贴政策中也可以看到“转变支出,扶助弱势群体”的影子。如英国内阁向受疫情影响而无法领到薪酬的人员支出80%的薪资(最高2500英镑),韩国向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70%收入下游家庭发放灾害补助,加拿大的补助对象是新冠疫情失去收入的加拿大人,德国则是小微企业主和个体户。国内,在南京和杭州的补助计划中,针对困难群众也有特意的照顾。

3、货币政策的补充

面对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和流动性困境,各国纭纭采取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3月15日,美联储宣布紧急降息至零利率,并启动了一项规模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随后多国央行紧急跟进。截至北京时间3月20日,2020年全球已至少有35个地区先后宣布57次降息。此外,美联储还将数千家银行的存款预备金率降至零。

无疑,这些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缓解企业的融资难题和流动性困境有积极的功能。但是,零利率和零预备金率也限制了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的空间。在此情况下,“撒钱”政策也可视为一种货币的投放和流动性释放,给货币政策调节更多的抓手和补充。

凡事都有局限性

既然“撒钱”政策有那么多的优点,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国家使用呢?因为凡事都有局限性,作为缓解经济下行的一剂良药,“撒钱”政策也存在以下一些副功能:

1、增添了内阁的财政负担

“撒钱”本质上是动用内阁的财政收入来补贴居民,对于内阁的财政实力有较高的要求。考虑到补贴的发放势必增添内阁的财政负担,除非“家底殷实”的内阁才有可能在不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下,实现有效的财政补贴。

以英国为例,预计受到影响的工薪族在1000万左右,以补贴上限每人2500英镑计算,补贴的上限为250亿英镑。2019年英国中内阁的财政收入为7593亿英镑,补贴开销仅占年财政收入的3.3%。同时,相对于2020年2月英国2.45万亿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250亿英镑的补贴仅相当于其规模的1%,对于通胀的影响非常有限。

而对于经济欠发达国家,实行“撒钱”政策会存在难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财政收入本来就有限,由“撒钱”引发的财政窟窿和债务规模的提升可能会影响到国家的信用评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没有财政收入支援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撒钱,还可能引发恶性的通货膨胀。

在实践中,也可以发现,当前施行“撒钱”政策的,大多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而国内开展消费券补贴的也首要是深圳、南京、杭州那么的经济发达城市。其中,杭州的策略更胜一筹,即联合商家共同发力,内阁出资5亿,商家匹配优惠额度11.8亿元左右,终极实现了16.8亿消费券的发放。

2、边际效用递减,政策调节空间越来越小

关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用口渴喝水的例子来说明,对于一个口渴的人,让他喝第一杯水,如久旱逢甘霖,畅快淋漓。然后,如果让他接着喝第二杯,可能也能喝,但是感觉就一般了。之后,继续再让他喝第三杯水、第四杯水,可能将难受了。

同理,“撒钱”补贴如喝水,第一波补贴的效果是最好的,副功能最小。第二波补贴的效果次之,副功能递增。第三波、第四波补贴的效果越来越差,副功能逐日逐月明显。如此,随着补贴的开展,虽然可以起到缓解危机的效果,但后面,给施政者的政策调节空间却越来越小。

先前面的英国补助政策为例,第一波250亿英镑,仅占年财政收入的3.3%,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1%,对于财政收支和通货膨胀的影响都不大。但假设效果不错,内阁决定再进行几波补助,到第四波的时候,累计补助额曾经达到年财政的13.2%、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4%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其对财政窟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了,相关的副功能,也限制了内阁继续采用补助策略。

3、存在发放成本

除了以上副功能,如何公平有效地将小额分散的补助资产实实到处地发放到每一个受助对象的手里,也考验着内阁和金融机构的实行效率。中国借助发达的第三方支出系统,实现了消费券的高效发放,如杭州和深圳罗湖都是引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将补助径直打入目标消费者的支出宝和微信里。而对于第三方支出不是那么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关补助的分发,本身也是一件耗时费力的工作,无形中加大了政策的实行成本。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最末,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撒钱抗疫”算不算一个好政策?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参考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对于经济发达、财政宽裕的国家或地区,结合本身的特点,合理地开展补助策略,对于拉动消费、刺激经济、扶助弱小、提升社会福利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经济欠发达、财政偏紧的国家,盲目地撒钱可能会进一步拖累经济,甚至有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这种情况下,把有限的资产用在检疫、防护、隔离、治疗那么的核心工作上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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